而胖胖的洪姐也总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她不是左撇子，但她的鼠标是在电脑桌左边的，坐在椅子上把右手往左一伸，鼠标刷刷刷地闪个不停。我有一次替她打一些字，准备用鼠标，右手一伸抓了个空，在那一刻不知所措，她微微一笑：很不习惯是吧？显得很亲切。她出差学习两个多星期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少了一个人，少了一个笑脸。
对我们实习生照顾最多的、也是最客气的是陈科。他告诉我们哪个办公室在哪里，办公室里哪个工具在哪里，教会我们怎么办文、交换文件，鼓励我们在酒席上喝酒，平时与我们说笑，很像一个大哥哥。很多时候我都感到他特别亲切，除了因为他的平易近人，还因为他很像教了我三年的高中语文老师于老师。于老师和陈科都是东北人。于老师常跟我们讲他的松花江，讲他的政治立场，讲他因很多原因不能从政而教书的往事，讲他很欣赏的陶渊明、杜甫、李煜的诗词，讲他的字，还讲我们的作业、作文、字……但我们都没有认真听过，都像听戏一般地省而略之。到了大学，特别是读了中文专业之后，我仿佛感觉到了于老师曾说过的话的重要性并莫名地膜拜他的博学。而陈科的无论外表还是言论都或多或少和于老师有点像，也是这个原因，我始终想叫陈科一声“海波哥哥”，但始终不能叫出口。
梅姐给我的印象是很认真、很自豪的妈妈。她是处室的“才女”——姚处说的。我很想见识下梅姐的才华，就像想见识钱锺书先生的才华于是把他的书全收入囊中那样，但是从来没有机会，因为她似乎对作为女生的淑婷比较感兴趣，可能是她有个女儿的缘故吧。她女儿也是 12 届毕业生，相比之下我们仿佛都很差劲了，毕竟我们的工作和未来都没有一个着落啊，梅姐的自豪感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生活、工作中了。
后来从公共设施处调过来的段科，以及再后来从审计署调进来的赵科，都给我一种很年轻的感觉，像是刚考进建委的公务员。有一次在饭堂偶遇他们俩，我问了赵科一个问题：您是刚考进来的还是调过来的呀？赵科：从审计署调过来的。我：您看起来很年轻啊，我还以为……段科：他比我还年轻……于是我又尴尬了，因为我没有了解清楚他们的情况，问了一个对于女人来说很敏感的问题：年龄——但他们都是男人。于是我猜测，对于男人来说，年龄应该不敏感吧。
计划处的人员也就这十个，加上两个实习生也才十二个人，却统筹着广州市无数的工程项目的资金周转和安排，不能不说是一个“奇迹”了。然而正式在计划处的工作人员其实不足十个，例如段科、梅姐，都只是调任人员，为了分担一下年末紧张的资金安排工作，到一定时间了，就要离开计划处的。而我们实习生也将在新年一月初离开计划处，两个多月的相处，虽然只是工作来往，偶尔谈及生活，但这也是人生旅途的一站，结束了，往后依然值得缅怀。
人去楼空让人惆怅，故人不再也让人伤悲，但故事却会长存于心，而且会继续发生，给人以希冀和渴望，生活也就不会消极而得以延续下去。
将这一份并不怎么快乐却不可忘怀的记忆藏于心底、表于文字，我相信即便“尽头”了，仍会有另一种感动。
关键词：计划处实习周记